人物简介

涂子沛，江西吉安人，生于1973年。本科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系，研究生分别就读于中山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现居美国硅谷。2012年其著作《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在中国社会开大数据之先河。

网上搜索涂子沛的资料，百度百科里关于他身份的介绍只有3个词：信息技术经理人、数据专家、自由撰稿人。对于一个研究大数据的人来说，其自身的数据怎么能这么少？在长安街西侧中国职工之家的咖啡厅内，涂子沛笑着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解释：“每个人都有数据，每个组织都有数据。差别在于，有些人的数据是死的，而另一些人的数据是活的。”

什么样的数据是死的？涂子沛认为，“没有在线，没有电子化，数据将无法被搜索、分析”，就是死的。而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所有的历史记录，无论是数字、文档、图片，还是音频、视频，都将以数据的形式存在。“数据就是静态的历史，历史就是动态的数据。”

第一个写大数据专著的中国人

2012年，涂子沛出版《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时，国内才刚刚兴起对大数据的讨论。而这个概念，他已经听了将近20年。

1992年，涂子沛考入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从此与数据结缘。毕业后，他进入武警边防部队，设计了“中国第一套反偷渡系统”，据说这套系统前几年还在用。之后的10年，涂子沛做过缉私艇指挥官、外经贸局的公务员。2006年，他辞去公职赴美留学，就读于卡内基梅隆大学，获信息技术硕士学位。

本科时，涂子沛就知道大数据浪潮。但那时候，因为网络还不够普及，数据信息对人们的生活影响甚微，这个概念也不受人关注。 2010年之后，大数据逐渐为人熟知，凭借多年的研究，涂子沛成了第一个写大数据专著的中国人。2012年，他出版了《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有评论认为，这本书开启了中国人对大数据的认识。而他的新书《数据之巅》则从历史的角度说明，对数据的理解和掌握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

《数据之巅》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美国历史为主线，展现了大数据文化是如何形成并深入人心的。第二部分，涂子沛详细考证了大数据浪潮的来龙去脉，并结合3次工业革命分析了大数据对商业运营、社会治理的深远影响。他认为，更大的数据爆炸时代正在到来，大数据浪潮最终将引领人类社会迈进一个新的形态——智能型社会。

涂子沛2014年的新作《数据之巅》。

大数据是一场社会革命

环球人物杂志：读您新书的最深印象是，它用数据解构了历史。能否解释一下用数据描述的历史和用文字描述的历史有何不同？

涂子沛：文字描述的历史当然会更加鲜活，但数据描述的历史更加精确。美国有一名数学家出身的总统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1880年当选美国第二十任总统），他曾经说过：“历史学家只能给我们讲述帝王将相以及战争的故事，但关于人民本身——我们庞大社会中每个生命的成长、各种力量、细节及其规律，他们说不出太多的东西。”但数据是对客观世界的测量和记录，包括社会方方面面以及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用数据建构的历史，因为精确的细节而永远鲜活，数据越丰富，后世的历史学家也就越能经由数据更好地再现当时的社会。

环球人物杂志：大数据和传统分析方式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涂子沛：说到这里，就要理解什么是大数据。大数据的特点绝对不是量大，而是多个源头。不仅仅包括数字，还包括文字、音频、视频等。人类知识的来源就是对过去经验的记录和整理，如果说传统的数据是人类部分知识的来源，那随着人类记录范围的不断扩大，知识的边界也在扩大，现代意义上的大数据将逐渐成为人类全部知识的来源。

另外，大量的、多元的数据汇集到一起可以更好地还原事实。人类在做决策的时候首先要从事实出发，而当所有决策都以数据为依据时，我们就必须达到一种“数据最优”状态，靠精准的记录、计算和预测来推动社会发展。如果你不能达到这个状态，而别人达到了，那你就要出局。

环球人物杂志：人类进入大数据时代是一种必然吗？

涂子沛：电子化是大数据的一个基本条件。我经常用石油比喻大数据。石油早就埋在地下了，是因为有了开采石油的技术才进入了石油时代。大数据也一样，数据自古就有，只是我们现在用电子化的手段能更好地使用它，获得价值，这才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大数据时代会带来很多变化，比如说反腐，现在我们说人人都有反腐力量，“表叔”杨达才的故事就是个鲜明的例子。在大数据时代，网友能从海量的网络信息里查找到杨达才戴过那么多表的照片；而在小数据时代，这些资料没有被记录下来，也没有途径去发现。

环球人物杂志：大数据的概念会不会像现在的“互联网思维”一样，被大家过度消费了？现在做什么都言必称“互联网思维”，好像不提就落伍了。

涂子沛：不会。大数据不是一场技术革命，是一场思想革命、管理革命、社会革命。从商业的角度来讲，大数据代表粗放的竞争开始向精细的竞争转移。比如，2013年5月，加拿大蒙特利尔交通局宣布，将利用大数据处理平台，对所有顾客的消费历史和个人信息进行分析，然后按照其偏好、习惯和需求，量身定制消费计划和个性化票价，目的就是优化公共交通的运营。这就用大数据把消费和服务推向了一个高度个性化的时代。

隐私教育像性教育一样重要

环球人物杂志：大数据难道没有缺点和局限吗？

涂子沛：没有万能的东西，我们也不能把大数据极端化。大数据有很多不靠谱的地方，但关键是，一个东西在你手里看你怎么去用。我在书里讲了一个故事，北京师范大学有个女学生引起了校方的注意，因为从校方掌握的数据看，她每天吃饭都花很少的钱。学校于是发信给这个女学生，问：你是不是生活困难，没有钱吃饭？而事实上那个女学生是在减肥。这就说明校方的数据源头不够多，没有正确地反映事实。如果还能收集其它的数据互相印证，就不会有这种失误了。

环球人物杂志：如果顺着多方收集数据这个思路，提倡大数据是否会干涉普通人的隐私？

涂子沛：大数据关系到每个人的隐私、权利、资产。隐私大家都能理解。什么是权利呢？比如PM2.5，过去我们不知道这个概念，也不清楚数值，但在大数据的时代，每个人都要求有对此事的知情权。还有资产，脸书网上的数据现在已可以买卖了，公司把数据卖给第三方，一个人的数据值14美元（约合87元人民币）。还有很多公司愿意给你一些折扣和便利来换你的信用卡消费记录，就是为了得到你的数据。

环球人物杂志：听上去都是公司在谋利，个人能有什么好处？

涂子沛：购物网站向你推送的很多消息中，大部分是你需要的，如果它不推送，你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件东西。而获取你的数据越多，它的推送才能越准。当然，这也是双刃剑。有些人在网上搜了一回棺材、寿衣，结果一连几个月全收到这种广告。

环球人物杂志：大数据时代有可能做个隐形人吗？

涂子沛：很难，因为你的行为都被电子化并记录下来。这些数据不在你这里，在别人那里。购物网站上有很多有趣的记录，比如情人节时，上海最畅销的是玫瑰花，而北京最畅销的是安全套。这都是很隐私的东西。现在家家都装智能电表，它可以每分钟读表，你家里一开什么电器，它都知道。所以它能推算出你什么时候在家，什么时候做饭，什么时候看电视，你的行为它都清清楚楚，那你说还有隐私吗？

环球人物杂志：那该怎么保护个人隐私？

涂子沛：隐私问题是整个大数据时代的挑战。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提出数据经由第三方委托监管、数据读取匿名化等办法。我认为，未来的发展要把选择权交给个人，是要这个服务呢，还是要保护隐私，让个人来选择。必须要有这层设计，通过法律让商家制定一套技术来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可以肯定，下一代人，数据和隐私，将成为伴随他们一生的话题。隐私教育从少儿就要开始，就像性教育一样重要。

中国文化缺乏数据的因子

环球人物杂志：中美大数据应用上有何差别？

涂子沛：差别很大。从工具层面上讲，基本所有应用工具都是外来的，中国连一款像样的软件都没有。在理论层面，统计学等科学的起源都在西方，大数据本身也是美国人提出的一个概念。而在意识层面，中国文化也缺乏数据的因子。

环球人物杂志：您认为这种差别的根源何在？

涂子沛：中国在历史上缺乏这种数据文化。中国数学历史学家张奠宙先生曾讲过，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推动了数学的发展。在古希腊的政治环境下，要想证明自身观点的正确性，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用充分的理由说服对方，反映在学术上，就是“证明”。欧几里得的名作《几何原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数学家的工作则主要是丈量田亩、兴修水利、计算税收等，是“管理数学”和“木匠数学”，缺乏抽象的数学思维。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书中说，试图在中国把数据从科技符号转变为文化符号，二者的区别是什么？

涂子沛：科技符号当然是让人产生科技联想的，比如二氧化碳的化学符号，你一看就知道说的是这个东西。文化符号不一样，它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看不见但却深深影响你。比如一说龙就想到中国、炎黄子孙。大数据变成文化符号以后，每个人就会更倾向于用数据解决问题。举个简单的例子，在餐厅吃饭，老有人抱怨“都来这么久了，菜怎么还没上？”“久”是多长时间，每个人标准不同，其实他可能才来了1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