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帕兰提尔对隐私和安全的核心保护机制是被喜欢使用学术术语的卡普称为“不变日志”（the immutable log）的东西。用户在该公司做的每件事情都会留下可以被追踪的行迹。俄罗斯间谍、嫉妒的丈夫或者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都无法在使用帕兰提尔的工具后抹掉行为记录。

从2005年到2008年，CIA是帕兰提尔公司的资助人，也是唯一的客户，对该公司软件进行了Alpha测试和评估。但在CIA的许可下，有关帕兰提尔强大能力的消息流传开来，创建该公司的那几位加州人开始收获合同和新员工。哲学家卡普拥有识别和吸引著名工程师的独特能力。他对技术人才的敏锐嗅觉令他的同事们大为惊讶。有一次，他们把两位不够出色的候选人塞进最后一轮面试，以此来考验卡普。结果，他立刻就嗅出了这两人。

在卡普的反传统形象下，帕兰提尔的独特文化开始形成。位于帕洛阿尔托的公司总部取名“夏尔”（Shire），这个名字是来源于托尔金笔下霍比特人的家乡。总部有个会议室被改造成了巨型的塑料球池，地板上散布着Nerf飞镖和狗毛（犬科动物欢迎光临）。大多数员工宁愿每天穿着工作服，由于呆在办公室的时间太长，以至于有些人把牙刷遗落在浴室的洗手盆里。

在帕兰提尔公司一群怪人当中，卡普依然是最古怪的那个。这位半把年纪的单身汉说，结婚养家的想法令他“毛骨悚然”。他的痴迷个性众所周知：他能在不到3分钟时间里解开魔方，每天都游泳和练气功，并且已经度过了用合气道和柔道把联合创始人们阻在总部走廊里的阶段。他的办公室里有个柜子，里面放着维生素、20副完全相同的泳镜和洗手液。他通过名为KarpTube的内部视频频道向员工们发表讲话，话题非常广泛，例如贪婪、诚信和马克思主义。他说：“只有在我游泳、练气功或者跟人滚床单时才不会想到帕兰提尔。”

2010年，帕兰提尔公司在纽约警察局里的客户把该公司引荐给了摩根大通（JPMorgan），这是该公司的第一位商业客户。一支工程师团队租了纽约翠贝卡区（Tribeca）的一间阁楼，睡的是双层床，没日没夜地工作，以便协助解决摩根大通的欺诈问题。不久后，他们接到了化解其“有毒”抵押贷款组合的任务。如今，帕兰提尔公司在纽约的经营场所已经扩大，变成了一个五脏俱全、以蝙蝠侠为主题的办事处，取名“哥谭”。其高利润的金融服务业务涵盖了从预测房屋止赎到对抗黑客的方方面面。

但随着客户数量的增加，帕兰提尔公司的理想主义文化开始出现裂痕。2011年初，有电子邮件显示，对于维基解密（WikiLeaks）威胁要披露美国银行内部文件一事，帕兰提尔公司的一位工程师参与制定了应对方案。他在电子邮件中积极提议追踪和找出该组织的赞助人，发动对维基解密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甚至威胁其支持者。这起丑闻曝光后，卡普将这位犯众怒的工程师停职，并发布声明亲自道歉，誓言该公司支持“进步的价值观和事业”。外部顾问受聘检查帕兰提尔公司的行为和政策，经过一番审议后认定，重新雇佣这位员工是可以接受的。这一切，似乎很不留情面地嘲讽了那些批评该公司的人。

这件事情发生后，帕兰提尔公司的隐私和公民自由团队建立了面向工程师的道德热线，名为“Batphone”（也是取材于《蝙蝠侠》漫画）。任何一位工程师都可以通过这条热线，向公司主管匿名报告那些他们认为为了客户利益而作出的不道德行为。例如，一次通话使该公司回绝了一项涉及到分析公众Facebook页面的委托工作。卡普还说，帕兰提尔公司出于道德原因拒绝了与某烟草公司合作的机会，为此总共放弃了可能占到公司营收20%的收入（如果该公司需要对公众股东负责并满足对季度业绩的要求，它是否还会这么挑剔？答案有待观察）。

然而，据多位前雇员说，尽管员工们很担心沙特阿拉伯的侵犯人权问题，但帕兰提尔公司还是在这个王国里开展业务。虽然卡普强调了价值观，但他就维基解密事件作出的道歉似乎没有在他的记忆里留下太多印象。在7月份对公司工程师的演讲中，他的话听起来相当桀骜不驯：“我们从未出现过真正过错在我们的丑闻。”

2009年11月14日下午4点07分，在安静的奥克兰市郊区圣莱安德罗，迈克尔·卡茨-拉查比（Michael Katz-Lacabe）正把他的红色丰田普锐斯停在自家的车道上，这时有辆警车驶过。装在这辆警车上的车牌摄像机例行公事地悄悄拍下了当时的场景：他的白色单层住宅，院子里枯萎的草坪和玫瑰花丛，他的5岁和8岁女儿跳下汽车。

胡须灰白、头发蓬乱的卡茨-拉查比是当地学校的校董、社区积极分子和博客作者，他在一年后看到了这张照片。2010年，他得知了圣莱安德罗警察局的自动车牌摄像机。这种设备被用来不断拍摄和跟踪城市里每辆车的活动。他申请查询公共记录，想看看包含了他两辆车中任何一辆车的所有照片。警方发回了112张照片。有他孩子的一张照片令他最为不安。

“谁知道其他人的孩子有多少被拍了照？”他问道。他的担心已经超过了父母保护子女的范畴。“有了这项技术，你就可以把时间往回拨，看看每个人都在哪里，他们是否把车停在了别人而不是妻子的屋前，停在了医用大麻诊所，停在了计划生育中心，停在了抗议活动现场。”

加州圣莱安德罗的社区积极分子迈克尔?卡茨-拉查比，反对警方利用帕兰提尔公司的软件来分析数百万无辜车主的车牌照片

随着卡茨-拉查比的深入挖掘，他发现圣莱安德罗的车牌摄像机拍摄了数百万张照片，现在这些照片被交给了北加州地区情报中心（Northern California Regional Intelligence Center，简称NCRIC）。这是在9·11恐怖袭击后成立的、由美国联邦政府管理的72个信息融合机构之一。该机构利用旧金山湾对面一家公司的软件来分析那些照片。这家公司就是帕兰提尔。

在递交给NCRIC的商业计划书中，帕兰提尔提供了客户参考，包括洛杉矶和纽约警察局。该公司声称，它能在5秒钟内搜索纽约警察局的5亿张车牌照片。卡茨-拉查比联系了帕兰提尔公司，谈到了他对隐私的担忧。该公司作出回复，邀请他到公司总部面谈。当他抵达“夏尔”时，两位员工向他作了一个小时的陈述，不断夸耀帕兰提尔的保护措施：权限控制、不变日志和Batphone。

但卡茨-拉查比并不买账。他指出，帕兰提尔的软件没有默认时限，只要信息还存储在客户的服务器上就可以进行搜索。审查功能呢？“我认为这毫无意义。”他说，“日志没有用处，除非有人看它们。”

当卡普听到卡茨-拉查比的这些话时，他马上招架说，帕兰提尔公司的软件挽救了生命。“这里有个真实用例。”他说。他开始讲起了一个故事：有个开着“破旧凯迪拉克”的恋童癖袭击了一位儿童，结果不到一个小时就被抓住了，这多亏了纽约警察局的车牌摄像机。“得益于他们在我们产品中收集的车牌信息，他们在街上逮到了他，救了很多孩子的命。”

“作为一个民主社会，如果我们认为公开的车牌受到《第四修正案》（Fourth Amendment）的保护，我们的产品能够确保你不会越过那条线。”他说。卡普还表示，应该限制这类数据的保存时间，但在修法之前，帕兰提尔公司将按照现有法规行事。“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从来都不是完美的，你必须作出权衡取舍。”

如果帕兰提尔公司的审查日志（这是针对滥用的核心保护措施）被忽视了，这该怎么办呢？卡普回答说，日志由第三方检读。就政府机构而言，他建议成立一个监督机构来审查所有的监视行为。但目前这个机构纯粹是纸上谈兵。“像这样的机构以后肯定会有。”卡普坚称，“社会将建立它，因为如果不这么做，就会让恐怖袭击发生，或者让我们失去所有自由。”

不出所料，卡普的假设性言论没能使帕兰提尔公司的批评者们放下心来。电子隐私信息中心（Electronic Privacy Information Center）的积极维权人士艾米·斯特潘诺维奇（Amie Stepanovich）说，帕兰提尔“天真”地以为政府会在技术使用方面开始自我监督。卡普说，隐私保护措施可以在事后添加进监视系统。但电子前线基金会的李·提恩对此说法嗤之以鼻。“在修建核电站时就应该想到如何处理有毒废料。”他说，“而不是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再来考虑。”

帕兰提尔公司的一些前员工说，他们也对该公司软件可能导致的权利侵犯问题感到担忧。“你正在创造某种绝对可以被用来作恶的东西。如果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在对付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的时候拥有这些能力，那会是个噩梦。”该公司的一位前工程师说，“我担心，我参与打造的产品会被用来阻止阿拉伯之春式的革命。这令我十分不安。”

帕兰提尔的另一位前工程师说，尽管该公司提出了高尚的原则，但其日常优先事项是满足警方和情报客户：“与执法部门保持良好的关系，‘不断点亮’理想的岔路。”

他还说，就连帕兰提尔公司的创始人们都没有完全弄懂《指环王》里的Palantiri真知水晶球。他指出，托尔金笔下的这些真知水晶球其实没有为注视者提供真知。“Palantiri扭曲了事实。”他说，那些使用它的观察者“只是看到了他们想看到的东西”。

尽管批评者们言之凿凿，但阿历克斯·卡普确实重视隐私——他自己的隐私。

他的办公室茶几上摆放着他的纸板肖像（出自帕兰提尔公司员工之手）和一个乐高城堡，可以通过双向玻璃俯瞰帕洛阿尔托的阿尔玛街。每扇玻璃窗都安装了一个像是白色冰球的电子装置。这些被称为超声波换能器的设备会不知不觉地用白噪音振动玻璃，以防范窃听技术，例如向玻璃窗发射激光来窃听室内的谈话内容。

他回忆起了加入帕兰提尔公司之前那些更加逍遥自在的日子。他把魔方放下，以便更好地做手势。“那时我有4万美元存款，而且没人知道我是谁。我喜欢这种日子。我喜欢。我就是喜欢。我就是喜欢！”他说。他的声音越来越高，双手在头上挥舞。“我可以四处旅行，可以整晚都呆在柏林鱼龙混杂的场所里。我可以经常和任何愿意和我说话的人交流，偶尔把人带回家。我去过人们干事情、抽东西的地方。我就是喜欢这种日子。”

“我觉得十分烦恼并将之视为巨大累赘的一件事情……是我失去了彻底隐姓埋名的能力。”

无论是谁处在卡普的位置上，都很难在现代社会里做个离经叛道的人。政府拥有了像帕兰提尔那样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离经叛道对其他人来说也不容易做到。不管有没有隐私保护措施，卡普所说的“彻底隐姓埋名”也许只是20世纪的奢侈享受。

卡普放低手臂，激情从他的声音中褪去：“我不得不忍受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