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分析】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飞跃卡在了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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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然而，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国经济开始结构性放缓。中国经济来到了十字路口，只有通过提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真正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够在未来继续快速增长。

如何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飞跃

从1980年到2015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平均每年8.7%的高速增长，人均收入累计增加了1759%。然而，现在中国经济来到了十字路口。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到6%－7%。这里有周期性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因素是结构性的。过去中国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市场化改革、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人口红利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是关键因素，而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必须更多地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飞跃，已经是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必由之路。

我们常听到中国企业不尊重知识产权的消息，“山寨”一词更是屡见不鲜。中国的学校教育也常被批评为只能培养会考试的学生，却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然而，最近几年，随着微信的风靡，人们对腾讯的创新能力刮目相看，华为的强势崛起也引起广泛讨论。那么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究竟如何呢？通过系统性的研究，可以发现关于中国创新现状的如下事实：

第一，中国的创新研发投入快速增加。创新研发离不开资金投入，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2014年在研发上的投入都超过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7%，经合组织国家平均会将国民生产总值的1.9%投入到研发中，而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数字仅有0.9%左右。1991年时中国研发投入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7％，而到2010年时，中国研发投入占比已经达到了经合国家的中位数，并且在2012年赶上了经合国家的均值1.88，而当时中国的人均收入还不到经合国家的五分之一。2014年中国研发投入占比达到了2.05％。

第二，中国科研人员和用于每位科研人员的经费快速增长。1996年，中国每100万人中仅有443名研究人员，当时美国的这一数字是3122，日本是4947，韩国是2211。到2014年时，中国每100万人中的科研人员达到了1113人，增速慢于同时期中国科研投入，科研投入增长地更快意味着平均每位科研人员的科研经费也在增加。

第三，专利的数量和质量都在稳步提高。我们可以用专利来衡量研发的产出。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通过的中国专利数量从1995年的83045项飞涨到2014年的230万项，平均每年增长19%。2011年，中国的专利数量超过了美国。再看专利的质量，中国专利申请通过率最近在30%-40%，在各国中处于中等水平，比印度和巴西的20%高，但低于美国和韩国50%-60%的水平。专利有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种，发明被认为是技术最为密集的一类。中国专利中发明占比从1995年的8%上升到了2014年的18%。2005年到2014年，中国通过的专利中，外国申请占比从20%下降到7%。从1995年到2014年，被发达国家授予专利的中国专利数平均每年增长28%，比国内通过的专利增速还高。美国专利和商标管理局授予中国公司的专利从1995年的62项上升到了2014年的7236项，增速比德国、韩国和日本还要快，在金砖国家中也只有印度能跟中国一比。我们还可以看看外国对我国专利的引用情况，1995年到2005年，中国发明专利引用数每年增长33%，2005到2014年，增速上升到了51％。

总之，中国的研发投入、科研人员，专利数量和质量，都在稳步改进，并且在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在缩小，我们不应对中国的内在创新能力感到悲观。

那么，应该怎样进一步促进中国的自主创新呢？结合工业企业的数据，可以看看中国创新的一些特征，这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出有利于创新的因素。

第一，1998到2009年间，私企获得的专利平均每年增加35％，要快于国企。私企是中国创新的引擎。

第二，文献中一般认为市场规模是创新的核心驱动力，自从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数据也显示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创新能力更强。从2003年起，中国的实际工资每年以快于10%的速度增长，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专利占比从1998年的55%增长到了2009年的66%，上升的劳动力成本促使企业更多地用创新来替代劳动。

第三，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根据1998-2007年间没有专利，有1－4项专利和多于4项专利将企业分为3类，发现专利数量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显著的正向关系。这说明，更多的企业参与创新和更大的创新力度将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尽管中国的创新取得了快速的进步，然而在绝对水平上和主要发达国家之间仍然有很大的差距。2015年汤森路透公布的全球100家创新企业中，日本和美国企业占据了众多席位，而中国企业无一上榜。日本、德国、韩国企业在美国获得的专利数量是中国企业的两倍多。由于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创新能力有一定差距也属正常，然而由于资源错配而导致的差距还却值得引起注意。

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之后，国有企业占比已经从1995年的24%下降到2014年的3%，然而，国企规模相对较大并主要位于上游和战略重要性行业，面对的竞争比私企要小很多，并且获得了更多的银行贷款和研发补贴。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政府启动了大规模的刺激计划，而国企从中获得了相对更多的资金。这不仅降低了国企的投资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还为无效的僵尸企业输了血。国企相对私企有更低的资本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然而却流入了更多的资源，不能不说这是一种资源的错配。

虽然国企中掌握专利的企业比例比私企更高，但是由于国企往往具有更大的规模，并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这种简单的比较没有说服力。利用2005-2007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可以发现，每1000万元研发投入可以为国企、私企以及外资企业分别带来7.6、6.5以及2.2项专利。进一步将企业按照规模和所有权进行分类，发现在绝大多数规模下，私企和外资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和获得的专利都要显著多于国企。在创新上，获得更多政府补贴的国企表现要弱于私企。

理论上，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应该多研发，而效率低的企业应该多模仿，而中国相对效率更低的国企却做了太多研发，效率更高的私企却研发不足。有研究认为，如果能够纠正这一资源错配的现状，中国2001-2007年间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速能够增加33%－50%，这是相当可观的数字。如果研发补贴能够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更加均匀地分配，中国整体的创新能力会更高。能否实现以及如何实现更加合理的研发资源配置，对于中国未来能否在不利的结构性因素下保持高速增长至为关键。

延伸阅读

中国“智造”的现状与未来——再论产业升级的内生性

完整健全的国民工业体系，既不会是对市场信号的自动反应，也不可能是计划者精心计算的结果。无论是迷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还是依赖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思维本质是相通的：无视本土企业积极的技术战略对产业升级的决定性作用。

2015年底至2016年初，笔者对常熟开关（低压开关行业）、格力电器（家用电器行业）、宏发电声（继电器行业）和中天科技（光电线缆行业）等四家企业进行了深度调研。这些企业的共同特征是自主开发专用生产设备，在此基础上实现生产自动化，并向智能化过渡。本文对这次调研中部分问题进行理论思考，其落脚点在于：为什么这些企业会走上自主开发生产设备、自主发展自动化/智能化的道路？

这些企业自主推动制造升级的实践与长期以来的流行思维和产业政策惯性存在明显冲突。正如笔者在《告别“跟随模式”》一文中指出的，“跟随模式”的传统产业政策思维过度迷信领先者的产业技术优势，严重低估了国与国之间在社会、经济、产业基础等方面的系统性差异。以“西方先进技术”为唯一发展方向的产业拷贝往往是削足适履，甚至导致对产业技术发展主导权的自动放弃。一旦产业发展方向出现重大变化，“跟随者”就会再次被领先者甩开，“跟随”就变成无休止的“循环”，“引进--落后--再引进”的“追赶陷阱”成为常态。

更进一步，跳出国际关系的视角，从国内产业链的角度来观察“跟随模式”，另一重要弊端就显现出来：它从根本上不利于产业链上下游的协作创新，其根源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计划体制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参照西方已有产业分工来建立国民工业体系，期望藉此复制西方特定产品组合。复制产品组合（“拷贝产业”）是有选择的“优先发展”，其重点领域即在西方已露峥嵘，国内尚未成熟的新兴产业门类。但“拷贝产业”无意复制西方产业格局背后复杂的产业链上下游联系，但正是这些协作联系，尤其是生产者与用户之间的紧密互动，才是当代技术进步的典型特征和必要条件。

在工业自动化和智能化过程中，这种联系变得更加重要——高端装备的生产者必须同用户反复沟通，才能把作业经验提炼成代码和程序。这决定了产业间协作在制造升级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也决定了“跟随模式”在新一轮智能制造升级中走到了尽头。因为“优先发展”、“主攻方向”的另一面，恰恰是在官方升级规划（如《中国制造2025》）中被忽视的“非主攻方向”（如数量广泛的成熟行业），这些行业正是“优先发展”产业的主要用户。这种倾向性的政策设计使产业链上下游的协作联系失于平等：“优先”产业更愿追逐“风口”上的政策红利，而无心吃透用户现场工艺。然而，一旦无法与国内用户建立紧密的协作联系、理解每一个具体需求的实现途径，“优先”产业很难把核心技术做精、做深、做细。这种尴尬，又为“引进--落后--再引进”增添了一层宿命论色彩。

正因如此，深刻理解四家案例企业“自主发展自动化/智能化”的道路就显得尤其重要：这正是对“跟随模式”上述弊端的必要反动和自主纠偏，并因此充分反映了中国产业升级的内生性特征。

产业升级，是一个由知识驱动的，追求更高生产率和更高附加值经济活动的变化过程。意味着其主体必然是对高生产率和高附加值动机最强烈的企业；而产业升级的“内生性”，则意味着企业升级的内容和方向都深受其历史基础的影响：“变化”是一个连续过程——技术、市场、组织方面的知识积累以及分工深化的结果。具体而言，产业的结构性变化总是与在位企业的创新活动相关联：在位企业在技术、市场、组织等各方面的知识创造与利用，不仅为老工业的更新升级提供了可能性和创造力，也为新技术、新企业和新产业的繁衍提供了温床。这也使其成为产业链上下游协作，“生产者--用户”互动并最终导致知识创造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枢纽。总之，作为老工业更新和新工业发展的决定因素，知识创造必定以在位企业的知识和能力为基础，并随着在位企业的创新和新企业的衍生向整个经济体系扩散。这正是产业升级“内生性”的本质所在。

显然，这样一个宏大主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方向。具体到本文开篇的两个问题，我们从四个案例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得出有关中国产业升级和智能制造内生性的三个基本命题。

这两个问题对中国的产业升级路径影响深远。打个比方来说，一个成熟的国民工业体系如同一片原始雨林：各种复杂交错的长期协作关系把不同物种（产业部门）连接起来，从而极大降低了诞生新物种（新产业）的门槛。中国的工业体系历经计划体制及此后的多次产业堆砌，虽留下了很多“物种”，但它们的相互关系并不紧密，而是形成一种“盆景”式国民工业体系：本土产业链上下游的协作生疏且零星；企业间及产业间关系链比较短；部分企业甚至协从于跨国公司，成为中国经济体系中的飞地。此时，催生新产业的动力，从“雨林”内部的社会化分工、共同专业化，变成了“盆景”式大企业在产业链上下游的独自求索，极大增加了诞生新物种的难度。总之，虽然计划体制为中国留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基础，却远远称不上健全：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根本不可能以可计算的方法进行设计，更不可能忽略历史顺序的意义通过简单复制获得”。

只有理解了“盆景”式工业体系这一天然缺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本次调研中四家企业自主设备开发的重要性。他们在转型升级中产生高端装备需求的时候，国民工业体系在某些关键生产要素或工业能力上的短缺就暴露出来。但补齐短板，成为一个“大而全”企业的风险极高：这要求高强度的、高度专用且极具针对性的长期投资，包括对产业链上下游关系的投资——格力对设备能力的内部投资数以十亿计，而宏发电声自主设备开发的历史则长达十七年。这种不确定性和大量的前期投资，不可能是在纯粹市场机制下做得到的：交易行为本身并不必然导致上游设备企业做出“补短板”的决策，投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企业家精神也不是生来就有的。

在“盆景”式工业体系中，经济学家们所期盼的“利用市场机制传递需求信号，以需求升级倒逼产业升级”的链条必然会中途断掉。因而这四家企业面对高端装备需求的解决方案没有一个是“市场”性质的：无论是接受外国设备供应商的“敲诈”，还是自主进军设备领域。在“市场”机制不起作用的时候，所谓“产业政策应着力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就成了教科书经济学家的梦呓，执迷于“市场倒逼”无异于缘木求鱼。

以上讨论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市场机制的实现有明确的限定条件。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市场的作用从根本上受到国民工业体系完整性的制约，并因此被严格限制在国家边界之内。这个边界不是简单的地理边界，而是国内产业公地的边界：即一个工业体系在研发方面的基础设施、专业知识、工艺开发能力和工程制造能力，能够在多大范围内将实验室发明变成有竞争力的商品。市场机制只在一个国民工业体系具备创新和生产能力的环节有效；而且本土商品竞争力越强，市场机制越有效。就此而言，维护和发展完整的产业公地，从产业链和产业生态系统的高度进行战略布局，从而在碎片化工业体系基础上，经过填补、培育、连接而使之获得系统性改善，最终形成交错相连的产业“雨林”，理应成为中国产业升级的一项重要工作。正因如此，四家案例企业在设备领域中的自主“补短板”才尤其值得肯定：他们的投入正是在为“盆景”式国民工业体系“补课”。

在中国“盆景”式工业体系中失灵的，除了被教科书经济学视为万能的市场机制，还有正统经济学对“中小企业灵活性”的迷信。正如前面所讲，产业升级、补齐短板，需要高强度的长期投资。这决定了在位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将因其资本与技术优势，而成为知识创造的主要承担者。相比之下，中小企业的优势在于高效地利用现成知识建立新的联系与组合。但对一个“盆景”式工业体系来说，知识创造环节的缺陷从根本上限制了知识利用的可能性，也就使“中小企业灵活性”变成了无源之水。由此也就不难理解近年来以打通融资瓶颈为核心的中小企业政策差强人意的原因，更不难看清全民创业前途多舛。

出于这一系列原因，我们将那些自主开发生产设备，自主发展智能制造的领军企业定性为“为整个国民工业体系‘补课’”的贡献者，他们的长期努力恰恰是补齐产业链上下游断裂，在“盆景”生态系统中繁衍“新物种”的关键。

那么，为什么是这批企业率先走上了自主发展智能制造的道路？

▍产品创新对智能制造的先导性

本文的第三个命题是，产业升级是以现有能力为基础的连续过程。具体到智能制造方面，这集中体现为产品创新对智能制造的先导性和决定性；而阉割掉“产品创新”的智能制造必将导致灾难性后果。作为中国产业升级的主题之一，智能制造应当统一于自主创新战略，而非另起炉灶的平行线。

如前所述，完整健全的国民工业体系，既不会是对市场信号的自动反应，也不可能是计划者精心计算的结果。无论是迷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还是依赖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思维本质是相通的：无视本土企业积极的技术战略对产业升级的决定性作用。

本土企业积极技术战略的重要性，是由产业升级过程的复杂性和高投入特征决定的，也是由摆脱“跟随模式”，实现自主发展的要求决定的。在产业竞争和技术赶超中，这种积极战略集中体现为自主产品开发：以本土需求入手进行产品创新。这不仅是技术后进企业以我为主学习外国技术的关键环节，而且是导致收入增长、就业扩张和长期经济绩效改善的决定因素。

本次调研中的案例企业在主业领域的产品开发都远早于自主创新战略提出（2006年），这使他们成为各自行业中最成功的本土企业。也正因如此，他们对高端设备需求才会遭遇产业链上游“短板”不得不“补课”；他们在设备领域的努力，不同程度地受到主业产品创新的影响和渗透。他们的实践证明，自主创新不只是智能制造的精神内核，更是智能制造的历史基础。具体而言，产品创新战略对企业的智能制造探索影响有三。

▍结语

今天中国的产业升级已经到了紧要关头：是坐视经济增长率探底，任由经济危机的逻辑自然展开，还是重建新的转型升级通道，实现经济增长率逆转，将直接决定未来中国的发展进程。在此过程中，跳出产业叠加堆砌的“跟随模式”，从中国的产业实际出发，在基础广泛的工业体系内下好创新这步“先手棋”，从全局层次贯通本土产业链，发展系统竞争力，势必将成为建立转型升级新通道的要害环节。而要在这一要害环节实现这种战略转变，不仅需要产业界的企业家精神，政治家们的企业家精神同样重要。